2018年10月15日,是第35个国际盲人节。当日,《中国日报》海外版全英文关注南昌残疾人工作,用两篇文章分别报道南昌黄波、郑丹怡两位盲人朋友创新创业故事。此前,8月20日,《中国日报》海外版还特别关注南昌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获中央媒体用“洋文”关注残疾人工作,这在南昌残联30年历史中尚属首次。(组宣处 宋明进)
附:10月15日和8月20日《中国日报》译文。
附件一:
中国日报2018年10月15日 国际盲人节期刊
第六版 残障专版(左下)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平台
黄波,23岁,来自江西南昌的视障健身教练
我生来就有视障;我的实力只有普通人的10%。
从一个偏远、贫穷的抚州小山村长大,12岁我才受到正式教育。然后我来到省会南昌的盲人学校学习。
2010年,我有幸被选入江西省盲人柔道队。那是我才知道,像我一样的视障人士们大多会成为按摩师,而进入柔道队给了我一个过上不同人生的希望。
我柔道打得很好,2015年,我在第九次全运会获得了盲人柔道比赛的亚军,但是离冠军的实力还差很远,所以我决定从柔道队退役。
因为拥有一身结实的肌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他的健身房做教练。
我很在意客户的看法,所以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戴上墨镜,假装自己视力正常。毕竟,我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视力还有障碍的人—我不想他们看不起我。
后来我渐渐发觉到他们都是很温暖的好人,我才将这些伪装卸下。
我认为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们最需要的不是被同情,即使受之以鱼也只是暂时解决眼前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被授之以渔,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平台。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工作能和健全人做得一样好。
-黄波口述于李磊。
右下:
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残障老师
郑丹怡,26岁,来自江西南昌中山舞蹈学院的视障钢琴老师
自1992年出生于南昌,我的视力就十分有限。于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像其他女孩儿一样参与任何主流学校,而是在1999年就读于本地的盲人学校。
在这类学校,学生们都是伴着要长大成为按摩师的理念所带大的。而这理念造成了老师从来不要求我们去好好学习主流学校的学术学科。当我15岁时就开始学习按摩,3年后我开始在一个盲人按摩店实习。
3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根本不想当一个按摩师。按摩师的工作十分劳累,并且休息时间非常少,任何时候有客人出现我就得开始工作,而且我在这份工作中感觉不到自己能够有任何的进步。我听说了许多女按摩师被性骚扰的案例,这让我更加不安。
幸运地是,由于视力障碍,我从小就学习了钢琴。我的父母对于学习钢琴极力支持,我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2010年,当我听说北京联合大学开办了针对视障音乐学习的特殊学院,由于担心费用我犹豫了一段时间。
最终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认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退学再重回按摩行业。但我必须去尝试,否则就好像被困住了一样。当我在工作之余努力备考时,盲人按摩院的同事们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努力,但是我考取了!
毕业的时候,我回到南昌做了两年的钢琴调音师。这份经验让我在本地的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份钢琴老师的工作。
有时候作为全校唯一的残障老师,我感到压力很大,由于严格的健康条件限制,我也不曾拿到过教师资格证。
我希望政府能够适当调整健康条件限制,能让我这样的残障人士获得正当的资格证,因为这是从事大部分行业的重要前提条件。
-郑丹怡口述于李磊。
(翻译:聂中原)
附件二:
中国日报2018年8月20日周一,第6版 社会
主标题:致力于给予残障人士更多尊严与独立
“我们会习惯性地忽略不常见的人与事。由于残障人士在这个社会几乎‘隐形’,对于一些人来说,每次见到残障人士都是惊讶、甚至可怖的。”
- 聂中原,来自江西南昌,江西华赣创意传播有限公司的创意总监
更好的通行
即使已有30年无障碍建设的努力,由于公共场合的无障碍通道建设的缺乏,或者无障碍设施缺乏实用性,中国8500万注册残疾人里只有极少数能够自由来往于各公共场合。
地铁站的无障碍电梯可以称得上是“奢侈品”般稀有,轻易被腰斩、阻挡、占用的“中国特色盲道”,十分陡峭的轮椅通道,还有没有扶手的残疾人厕所等。
根据中国残联2012年的一篇民意调查,在北京只有三分之一的无障碍设施能达到国际标准,全世界更是有70%的残障人士表示对公共场合的无障碍设施不满意。
媒体界专业人士聂中原表示,日益增多的共享单车被不负责任地随意乱停在人行道与建筑周边,让本就并不乐观的无障碍通道更加阻塞,聂中原还拍了三部无障碍公益广告,希望通过广告的传播能够让更多人正确对待无障碍设施。
这位29岁的创意总监说道,最为严重的其实是社区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残障人士应该能够自由地通往大街小巷、交通设施和购物中心。社区无障碍设施的不足让大部分残障人士出门无方,被困在家中,形成恶性循环。
来自江西南昌华赣创意的创意总监聂中原说,“我们会习惯性地忽略不常见的人与事。由于残障人士在这个社会几乎‘隐形’,对于一些人来说,每次见到残障人士都是惊讶、甚至可怖的。”
“残障人士们被不理解、不接受、不交流,让他们自己都渐渐接受了‘残障人士不属于这个社会,残障人士不被需要也不被爱着’的假命题。”
农村复兴
70%的残障人士生活在广阔的农村,农村是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重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意识与投资经费比起城市地区更是相形见绌,专家指出,想要复兴农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将不仅仅是提高残障人士的生活水平,更是提高他们的自信、自尊。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孙一平表示,农村的家庭无障碍装修建设有益于让更多人能从全职照顾残障人士中脱开身来,投身于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农村复兴事业中去。
“大约有40%的贫困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残障”,他说道,并指出,若能扫除残障人士出行的障碍,将会让他们能够从家中走出来,并且谋以生计。
“农村人民比起外观精美,更在乎实用性。这是好事,因为这样无障碍改造成本更低。”
但是他也提到偏远地区无障碍建设的潜在困难。
“大多人—村民与当地政府官员们—并不认为无障碍设施建设有多重要,这种心态可能会让无障碍建设的热情之火在襁褓时期就被浇灭,”他说道。
“农村的情况总是比城市更加复杂,尤其是山区或农耕区域,当地政府都需要有明智的领导者能够将建设预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媒体界专业人士聂中原强调了在农村与城市区域传播无障碍建设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政府不光要保障公共场合的无障碍设施,更要教导人们无障碍设施的正确作用。
“我们应该出台法律法规来保障无障碍设施不可被肆意侵占、破坏,”他说道,“并且我们应该扩大媒体的力量来传播人人平等的思想,营造一个有关爱、有关怀的社会氛围。”
(翻译:聂中原)